任志强不是一个守得住秘密的人。10月底接受本刊专访的时候，他透露“下个月选举的时候可能我就是会长了”，有一种小学生即将戴上“三道杠”的跃跃欲试。他指的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此前他曾担任过SEE章程委员会主席和监事会主席，“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把3个职务都当过的人。”会长是他竞选了3次的职位，前两次都失败了。

　　假如不是看重这项事业并愿意有更多担当，不大可能3次竞选会长。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中国首家以企业家群体为主的环保公益机构，任志强是发起人之一。这个在38军当过参谋的地产商，几乎在任何公共平台都会带去隆隆炮声，但是，无论是为行业代言还是向政府政策发难，似乎都是不得不为，而非其志趣所在。

　　某种意义上，绕开被媒体放大的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炮火”，才可能更好地认知任志强，渐渐理解这个心忧者之所求。

　　压抑了30年的“官二代”

　　后来成为了“任大炮”的那个干部子弟，真的与炮火有着不解之缘。任志强出生在辽宁丹东，恰逢朝鲜战争时期，伴随成长的不是玩具、摇篮曲，而是飞机投弹和隆隆炮声带给大地的震颤。嚎哭也没有意义，得到亲人爱抚的机会注定少得可怜——父母忙于战备物资供应等工作，不仅很少在家，还经常跑到外地，这状态贯穿了任志强的成长史。

　　“我们没有机会天天跟着父母，礼拜六、礼拜天放学也回不了家，你必须独立去面对社会。未成年我们就去创业了，没有生活来源，没有说父母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养着你，没有。”他对我们说起这些，不带太多感情色彩。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志强的父母被关进牛棚，单位每个月只给20块钱(工资的剩余部分都被扣掉了)，对于家中的兄妹4个而言，这是全部生活费。做饭、洗衣服、缝被子都是自己干。到农村插队，在那种远比城市凄惨得多的环境里，按如今眼光看来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已经完全按照一个壮年劳力使唤了。

　　在著名的38军当兵期间，年轻的任志强开始显露争强好胜的本性。一次，战友们和老乡聚在一起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居然用手从土炉子里取出一块暗红色的炭，挨个儿给大家点烟。炭在他手里烧得嘶啦啦响，发出烧焦的肉皮味儿。大家全都愣住了，任志强带着一丝得意之色催促“赶快点”。

　　任志强觉得自己作为军人不会有太大出息，很决绝地回到地方，不是转业，办的是复员，不久就开始了“个体户”风格的艰难创业。那是他第一次背离了父亲的意愿，但本质而言，这种违逆有着来自父亲的深深印痕——既然在军队无法像父亲那么优秀，他必须找到另一条超越的道路。

　　一条在中国改革浪潮中游泳的“小鱼”——这是任志强对自己创业史的概括，最初起步，他只是一家青年服务社的“临时工”，是个卖兔皮的。

　　在任志强的记忆中，30岁之前几乎从没在父亲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山，有温暖，也有威严。“他们太优秀，”任志强解释当年的压抑，“他们30岁的时候可能已经当很大的官了，而我们那时还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他们可能在十几岁就已经拿起枪去打日本了，而我们呢？”

　　网上有很多对任志强家庭背景的议论，他理直气壮：“我们从来很正大光明地说就是‘官二代’，没什么可回避的。现在的‘官二代’，(家长)没有经过战争年代，他们可能很腐败，但我们的父辈在战争年代中没所求，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没有人为了当官，为了以后能挣多少钱才去参加革命。而且90年代之前都是供给制，拿什么去贪污？过去的官员没怎么腐败，‘官二代’不是什么可耻的东西。”

　　不过，出身于高干家庭，加之浸淫在“北京的水比海深”的特殊政商环境，或许赋予了任志强更大的格局。如今中国改革的幕后设计师之一刘鹤、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等人，在学生时代就进入了任志强的“智库”。任志强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说，虽然这些人现在非常牛，“但最牛的还是我，我给他们发的工资，在1984年就成了万元户。”

　　作为经过大风浪、甚至蒙冤坐过牢的“一条鱼”，他表现出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一代人的忧虑——富裕的生活条件仍让他们对现状极度不满，“过去的人也对现状不满，但是他们努力把改变现状的任务担在自己的肩上，而现在人是搁在别人肩上，自己只去享受。”

　　远离特权思想，这是任志强从家庭承接的传统，他也以此影响下一辈。女儿的同学里不乏达官显贵，有攀比的风气，偶尔送女儿上学时，他通常会把车停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然后陪女儿走到校门。

　　“让隔离前台与后台的大幕千疮百孔”

　　任志强的坚硬性格，与自幼面对的艰难生活有关。当然，有能力独立生活并不必然意味着有能力独立思考。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岁月，真正对“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深信不疑、陷入迷狂状态的，恰恰是任志强这一代，不久他们痛苦地发现，自己属于被时代高高举起又无情抛弃的那个群体。

　　最初的懵懂怀疑来自家庭在狂风骇浪中的颠簸。任志强祖籍山东莱州，爷爷只是个农民，仅仅因为农闲时做些小买卖，“土改”时被定性为富农。任志强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建国后曾担任商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父亲成了“造反派”的批斗对象，母亲也未能幸免。因为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任志强的父母躲过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与折磨，而他的同学，有的则遭遇父母被活活打死的噩梦。

　　到了后来，林彪事件是一记棒喝，“四人帮”倒台又是一记。对于任志强这代人而言，更深刻、更痛苦的反思，来自他们的切肤之痛。突然之间革命小将就失宠了，突然之间都不能上学、没书可读了，突然之间就被赶到贫下中农当中去了，而农村的落后，让这些物质生活本已贫瘠的城市青年感到触目惊心……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被欺骗的感觉”。

　　任志强2011年从华远集团的位子退下来，已经不再是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个低级别干部了，他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空间，可以说一些以前不方便说的话。他们那一代知青，很多也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你会看到近期越来越多关于插队、‘文革’、口述史、回忆录的东西开始出现……在‘文革’的时候开始敏感，就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然后开始寻找，开始独立思考，开始努力学习，开始读书。”

　　怀疑曾经痴迷相信的东西，意味着巨大的痛苦，但荒诞、残酷的现实早已打碎了一切幻想的可能。“年轻人没有这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他们生下来就改革开放了，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没有林彪事件，没有‘四人帮’事件，这不一样。”

　　“我写书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教育后面一代人，不要以为他们想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很多人60岁以后开始想这些，就是因为我们不再承担那些可能因为我们个人而影响企业的问题了，比如孔丹、秦晓，以后这种回忆录会越来越多，包括记录敏感时期的。”这一代人的感受不那么容易被理解，但真的不该被遗忘。如果只是在一本叫作《野心优雅》的书里侃侃房价，或讲讲个人八卦，任志强没兴趣。

　　任志强觉得，现在年轻一代宣称的压力、悲催、纠结，都太小儿科了。他甚至看上去有点急切，希望下一代早早独立，既包括独立应付生活的能力，也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在参与一套丛书，叫《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由现在的中学生写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写)右派、地主、工农兵、‘文革’这些，让年轻人知道历史书和课本没有表达的内容，还在继续出，将近一百位中学生的文章。”

　　“让隔离前台与后台的大幕千疮百孔”，让真相与常识回到人们心中，这是任志强的想法，一门“大炮”的目标。

　　对于这个接近退休状态的回忆录作者来说，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说了，但也无法毫无保留，得顾及所涉人员的感受，不要以为他真的口无遮拦。提及他所拿捏的尺度，他淡淡地来了一句：“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够了。”

　　在为回忆录选择出版社的时候，任志强的要求是不要删太多内容，最后朋友推荐了号称一个字也不删的一家，结果还是删除了上万字。问及所删内容，他不愿提，显然，这事儿让他很郁闷。

　　任志强以非常快的速度写出三十多万字，那是四五十年的唏嘘、辗转、思辨、求索的结果，又远远不是全部。

　　说假话是要承担责任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将每个城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整合起来，分别负责区内建设，隶属于西城区的叫作华远经济开发建设总公司，1993年成立了华远集团，主营地产，仍为政府所有。

　　复员回京的任志强原本注册了一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个体企业，后来自己的营业资格被莫名其妙取缔。因为好友相邀，任志强加入了成立不久的“华远”，成为建设部主任。

　　端着国企饭碗的任志强，像一个“不识趣”的异类，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经常会当场和领导对着干——与后来面对媒体和网民的情形一样。

　　1999年，为了献礼建国50年大庆，北京市安排了西单文化广场修建项目，“华远”接下了这单活儿，政府承诺可以用其他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冲抵文化广场的拆迁和建设费用，后来希望取消土地出让金，让“华远”以类似赞助的名义承接这项工程。任志强不干了，他觉得即使是国企，政府也无权做这样的决策，何况“华远”还是上市公司。在西单文化广场工作调度会议上，他和当时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注：后担任建设部长)大吵一架，把市政府的会议纪要拍在桌上。因为计较企业得失，与政府讨价还价，任志强被多次点名批评。

　　同年冬天，北京图书大厦工程又起波澜。那是西单改造的重点工程，按起初协议，“华远”与图书大厦分担管线建设费用，政府负责贷款4500万，结果款项迟迟未能到位，双方协商不成，任志强下令关闭阀门，断了西单图书大厦的供暖。任志强被对方告到市政府，汪光焘再次批评了不以大局为重、影响恶劣的“华远”公司。任志强也没有退让，直到2000年，“华远”向法院起诉，事情闹到媒体上，图书大厦终于答应付款。

　　1994年，金融博物馆创办人、并购专家王巍第一次见到任志强。当时，证监会筹办人之一王波明组织了一个银团贷款，准备给华远公司贷款，王巍负责商业计划书。他找任志强要项目资料时，对方一副傲慢的样子，跟他大谈自己的计划，完全没有提及风险问题，就像自己才是出资方。那一次，直到贷款收回来，王巍都觉得没完全踏实。

　　后来，两人共同参加一个讲演，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注：后担任财政部长)讲完一个观点后，任志强上去就是一顿反驳，当着在场几百人，完全不留面子，王巍只好在轮到自己时增加几分幽默，让大家下得来台。这种事情，在任志强身上时常发生。

　　“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不太识时务，也不知道顾全大局，而且有时候不知趣，还老是自以为是，他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下，想谋生混碗饭吃都不易，能混出个样来就更难了。可任志强这几年好像火了，越混越好……”这是《野心优雅》的第一篇文章，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宁高宁序言的开头。宁高宁似乎不大相信，一个如此口无遮拦的人竟没有被社会吞没，“如果说今天任志强是个人物，是个现象，这可能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过到底是时势造人物还是人物造时势，这件事在历史上就没有说清楚过。”

　　这种直言的秉性，或许一半来自家庭的熏陶，一半来自成长期的打磨。用任志强的说法——没法承担说假话的后果。

　　“小时候我们就说，你要说实话，不能欺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兵的时候更是这样，哪怕是最难听的东西，你也要汇报真实的情况。”任志强举例说，假如水库救灾，下级汇报了假情况，水库塌了怎么办？战争时代，更是不允许有假情报，“你守住了就是守住了，没守住就是没守住，就是团长骂我我也得说，我就是不行，你就得给我派人。”

　　任志强也不否认部队里并非没有假话，因为说真话而得罪上级的事，他也干过不少。“即使遇到了问题，我们也会说真话，我们也不会欺骗。这些说假话的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要承担责任的背景。”

　　作为一个经常对政府决策说“不”的人，任志强尤其需要对自己的直言负责任。为了证明政府的某些房地产政策是错误的，并搞清错在哪里，他联合了三四个地产商组织，加上两个社会团体，共同出资邀请一些专业人士做研究。任志强认为，十多年的研究终于穿越了“谜团”，做出了中国最成功、最完整的对政策的研究报告。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十几年前与任志强相识，在他眼中，任志强的性格多年来没有变过，敢坦露看法，且言辞犀利。“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人，要说变化，就是性格特点越来越明显，他最让人不舒服的实话就是房子是给有钱人盖的，其实生意人都是为买得起的人制造产品，要不怎么卖得掉。公众很多时候是想听爱听的话，哪怕错了。”让茅于轼欣慰的是，社会上对任志强虽然有一些误解，不过“现在越来越减少”。

　　远方仍有一个理想国

　　对于少年时的磨难和国家的那段峥嵘岁月，任志强从来不会发出不堪回首的喟叹。

　　小时候，他并没有要做什么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概念，后来插队、当兵、从商，才逐渐有了这种意识。“过去人会努力把改变现状的任务担在自己的肩上，现在的人不是。”

　　被人问及父辈的光环与自己价值观有没有关系，任志强觉得“当然有关系”，“这种意识很清楚，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做事)可能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承担责任，要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人都不是因为父母是官才去当官，才去追求财富。这一代人实际上更多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任志强觉得，比起通常意义的“官二代”，说自己是“红二代”更准确。

　　王巍与任志强相识多年，后来还一起办了读书会，王巍曾评价说，任志强不“聪明”，出道早，人脉广，个人财富却不及一般房地产公司老板的零头，自己还津津乐道。

　　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商人，作为华远地产办公楼一层幽深处的那间办公室的主人，他身上有一点志不在此的淡然。在商界朋友圈里，他也有了不贪财、讲原则的口碑，朋友们把钱和事放到任志强手里，会感到放心。

　　任志强自恃兜里的钱干干净净，说话做事更添底气。“每年普查的时候，从国税总局到什么什么(机构)，每次都把我们搁在重点，愿意查就查吧，我们很坦然，才不怕别人查。”

　　2013年深秋，时值华远创建30年，公司周围高高悬挂一列列标语“华夏大业，任重道远”，通过嵌于其间的几个关键字，至少表明了两点：其一，目前只拿出三分之一精力处理公司事务的任志强，在这个企业仍举足轻重；其二，一家尚难排进行业30强的地产公司，却丢不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信条。

　　如果说，任志强是一个固执的人，那么他不仅固执于自己确认的观点，也固执于早年确立的价值观。

　　对“文革”、对青春冲动的反思，并没有让任志强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当真是“华夏大业，任重道远”。他始终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寻找通往更美好社会的出路。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的、值得去追寻的理想国。任志强看来，他的人生价值是与社会、与家国命运相关联的。来看看任志强用怎样的题目为自己的回忆录作序——《小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不满足于传播常识和戳破大幕，临近退休，他向公益领域倾注越来越多的精力，并发挥作为公众人物特殊的影响力。

　　知名地产商、好友冯仑对任志强有一句评价：爱没事找事，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在一场学术活动中，听了任志强的主题发言，看了其分析日本地产泡沫的文章，与这位“任大炮”素未谋面的茅于轼还以为眼前这位是个学者。“从专业角度看，他的分析和文章，对经济问题还是挺明白的。大家都忙着赚钱，很少考虑业务之外的事，他算是个学者型的企业家。”茅于轼自此与任志强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与合作。在茅于轼看来，虽然许多企业家都参与公益，但多数人掏了钱却隐身幕后，而任志强不怕暴露自己，好事留名，这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2010年，茅于轼和吴敬琏发起公益组织“综合乐平基金会”，宗旨是促进社会公平，资助农村、儿童和贫困人群。启动那天，许多学者和知名企业家都受邀参加，潘石屹告诉任志强，自己只出钱，不开会。结果例会开到一半，任志强已经行动起来，他发了一条微博，公开向潘石屹“催债”，搞得这位老朋友有些尴尬，又不可能封住“任大炮”的嘴，赶紧让财务打了100万过去。

　　在公益这个题材上，潘石屹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在一个公开场合，潘石屹开始挤兑任志强，讲起任志强如何热心公益活动，如何花时间出面张罗，却有点叶公好龙的意思，不得其门而入。他还举例说，一次比尔·盖茨到自己家做客，任志强原本摩拳擦掌，准备和人家研讨一番，聊了一会，却感觉插不上嘴，很无趣，就一个人躲到旁边抽烟去了。

　　对于自己不擅长搞公益的评价，任志强并不服气。“我不是不擅长做公益，中国的NGO从无到有，难免会出现管理上的问题，比如透明度，可能初衷是让自己信赖的人去做，最后却损害了公信力。美国做了一百年，好几代管理者，有成文的法律和成套的体系，中国没有。”他正在筹备一本《没有理想的国度》的书，提出公益组织权力斗争在内的很多问题，也包含对王石的批评。

　　我们在本文截稿前获悉，任志强得偿所愿，被推选为SEE的第五届会长。

　　情感粗糙？他并不觉得

　　谈到国家大事时，任志强很容易情绪激动，会把烟盒猛摔到桌上，谈到家庭时，他却会流露出一些温情。

　　小时候，母亲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吃饭，会把很少那一半给自己，把多的一半给儿子。在物质不充裕的年代，这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场景，而在任志强眼中，已经算是没齿难忘的温情故事了，以至于一再提及。“哪怕她不是天天给你洗衣服做饭，不是天天照顾你，但是这一个动作，你能永远记住，忘不掉的。”

　　由于工作原因，后来又经历动乱年代，任志强很早就与父母聚少离多，但他觉得，父母已经尽最大努力去爱护他。现在，聚少离多的一幕复制到他与女儿之间——父亲把办公室当卧室，女儿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寄宿制。“分饭的故事”在任志强这里演绎出了新版本，那就是求票。“女儿想看周杰伦的演出，让我无论如何也要帮她买到票。她有困难的时候会去找你，我觉得是一种信任，否则她不会放松地和你提出各种要求。”任志强相信，自己像理解父母那样被女儿理解。

　　任志强不肯承认自己的童年缺乏足够的家庭呵护，他也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在下一代那里做补偿。他还是那一套理论：只要两代人之间感受到彼此的爱，就足够了，不需要看重在一起的时间长短。“每一次长假，我都陪女儿，我会陪着她到全国各地去玩，她(对父爱)有充分的感受，不会因为平常没有机会，父亲母亲就不爱了，不会的。”

　　周杰伦的演唱会，任志强会亲自陪女儿去现场，哪怕是在外地。看得出，他对女儿的信任很满足，很享受。

　　在大家庭中，任志强最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兄弟姐妹面前会有优越感，“土豪金”是他深为厌恶的，他说或许是父母的影响，家里从来没有这种风气。他举例，在家中，姐姐的孩子找了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对象结婚，妹夫是一个石油工人，外甥女婿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普通的合同制编导，大家都相处得非常自然。

　　任志强自有他重感情的一面，不过他也会同时强调自己没有出让原则。一个当年的战友因突发心肌梗塞病逝，任志强把战友的孩子安排到了华远集团，他也会资助身边生活困难的人。“社会上总还要讲究感情，只要称职、阅历够就行，并不会妨碍什么”，“再不称职，打扫卫生的工作总可以安排。”

　　潘石屹曾这样调侃任志强：连个爱情都没有，算什么回忆录，总是谈理想，没有爱情的人怎么会有真正的理想？任志强不服气：“不是没有，只是不像他说的那样多。”他承认自己有点大男子主义，也承认自己的思想有些保守和传统，对于“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先救谁”这样的问题，他会直言先救母亲。

　　在回忆录中，任志强提到了自己第一段婚姻的失败和对家人的亏欠，在生活方面办过很多“愚事”。一度，任志强操持公司事务太投入，总是无法在正常时间回家，妻子无奈之下，经常带着女儿住进丈夫那公寓式的办公室，家倒像是旅店，这就是潘石屹调侃的“住了十几年办公室”。

　　在蒙受牢狱之灾、最为人看不起的处境中，信奉天主教的现任妻子给予了任志强莫大的精神抚慰，他觉得家庭中虽有矛盾，但自己必须生死相守。每周为妻子买一束花，这是这个神经大条的人最温情的表达。

　　因为存在反差，任志强的朋友会对其生活中的可爱一面印象深刻。有件小事让王巍津津乐道——有一次，两人共同参加一个生日聚会，任志强送给主人一盒点心，但不知为何，包装弄得乱七八糟，打开一看，点心竟少了一块。任志强红着脸承认，自己没吃过这东西，就打开尝了尝。大家不依不饶，他只好唱歌“谢过”。王巍记得任志强跑调比较离谱，却煞有介事地埋怨音响太差。

　　所谓的傲慢与外在的强势形象，任志强觉得那只是外界不熟悉自己，员工不会有此感觉。“员工跟我斗地主的时候，怎么没说我强势？他们尽可能想一切办法，哪怕两个人联合起来也要赢我的钱。”他还觉得自己很温存可亲，员工的小孩子很愿意被他抱，还会娇滴滴地喊“爷爷”。

　　无论自我感觉如何，他一直给多数人感情粗糙、性格刚硬的印象，甚至最好的朋友潘石屹也不例外。潘石屹说他简直不敢相信，总是把别人气哭的任志强，居然承认自己写回忆录写到深夜，常常会泪流满面。

　　来吧，继续曲解吧

　　“房地产就是鱼翅，粉丝卖到鱼翅的价格才叫泡沫，鱼翅再贵也不是泡沫”，“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房地产就应该是暴利行业”，“买不起房就该回农村”……任志强认为这都是被媒体断章取义、删除语境的言论。他不那么在意成为“全民公敌”，却很在意自己的想法未被真实传播。那么，亲自写它几十万字，总会看到一个真实的任志强了吧。

　　在我们即将结束采访时，他还问到是否认真看了他的书，会不会只是翻翻而已。

　　写回忆录是任志强很早的打算，直到卸任华远集团董事长职务，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制度上的管束后，才开始正式动笔。冯仑在给新书作序时说，任志强居然在精力旺盛的、最猛的年纪就写了回忆录，而且一般老年人要掂量几年才开始着手，任用一年时间就搞定了一切。

　　写作并不困难，他有大本的工作日记可以随手查阅，困难在挤出时间。一年间，他没有放缓写报告、准备PPT、发表演讲的节奏。离职也只是在集团层面，他仍是华远地产的董事长，事务性工作想推也推不干净。在火车、飞机上，在夜深人静的办公室，任志强几乎用尽业余时间，“别人在那聊天、看美女，我就写书”，他用了一个鲁迅式的描述。

　　新书出版之后，任志强安排了大量时间接受采访。面对媒体时，他总是牢骚满腹，但还是频繁地去担当媒体需要的那个角色。“大部分媒体需要我当大炮的时候我就是大炮，需要我当公知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公知……”伴随着这种对于外界曲解的抱怨，他又不断展示一种姿态——来吧，继续曲解吧。

　　任志强的办公室比一间普通家庭的客厅大不出多少，灰黑的大色块的简约装修，找不到什么显眼的饰物。

　　我们走进去，他只用半秒钟时间抬眼看了一下来者，又继续拿着笔勾勾画画，处理手头的文字材料。

　　“问吧。”

　　他把与媒体的交流当成了近乎机械的工作。直到我们坚持等他忙完案头事务再开始采访，他才慢慢回到专注的对话中。你感受得到，聊起家人、成长记忆的时候，他的语气会比谈论房市、时事更舒缓。他很愿意让人了解到他的立体感和丰富性。

　　“任志强可能是永远不会微笑寒暄的冷面受访者，他从不正眼看你，多数时间低头盯着右下方的笔记本电脑，手肘撑在桌子上挡住脸。然后以冰冷的语调回答提问。”他随手拿起手边的某媒体报道的打印稿，抱怨又来了，“对我的描述永远都是这样。”

　　博客、微博的出现让任志强着迷，他说自己不仅能更完整地表达，还“可以打情骂俏，可以说自己去哪里游山玩水”。他自信地认为：更多的人可以从博客、微博上了解到一个更加全面的任志强。

　　民意在这个人身上也很“全面”、复杂地呈现。他既在大连享受过被观众掷鞋的“总统级礼遇”，也在2009年的一项网络评选中成为姑娘们“最想嫁的人”，他不是候选人中最有钱、最帅的，却被认为是最敢讲真话、最直率的。

　　10月21日晚，对外经贸大学，任志强邀请潘石屹，以新书《野心优雅》为话题搞活动。两人进场时，掌声一片，西装革履的潘石屹满脸笑容，不停向学生挥手，一身便装的任志强没有寒暄，径直走到自己的位子上，蜷着身子靠在椅子上。他与潘石屹调侃、逗乐、抬杠，在公众眼里，他们总能很好地利用彼此的反差默契地完成黄金搭档的戏份。

　　当任志强说到“假如政府参与到市场投机，那它一定是最大的奸商”这类话题，台下的喝彩声潮水一样漫过来。任志强一再说，他讨厌被贴上“大炮”的标签，他厌倦了重复老生常谈的地产话题。他真的不需要标签吗？未必，他显然不反感掌声如潮，不反感微博上的高光，他要做的一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在公众当中保持足够的影响力。

　　这样一个人，当然被公众所需要。